夏家店上层文化·“师道”青铜簋
（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内蒙古青铜器mp:08来自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
青铜的出现与使用，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人类由石器时代进入了物质文化史上的第二个时代——青铜时代。
中国的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重要性的时期而言的。不容置疑，金属器物（包括青铜器物）的零星出现，远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出现。中国古代青铜文明高度发达，青铜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造型丰富、纹饰瑰丽、工艺精湛、独具风格，在世界青铜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社会就进入了青铜时代的萌芽期；夏代及商代初中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初期；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3世纪初至公元前10世纪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一次发展高峰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约公元前10世纪初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持续发展时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期（公元前7世纪中叶至公元前5世纪末）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期；战国中晚期至秦统一（公元前4世纪初至公元前年）是中国青铜文明的衰退期。秦汉以后，铁器的普遍应用，逐渐代替了传统的青铜器，青铜时代宣告结束。但是青铜器并没有因为青铜时代的结束而消亡，青铜器以其质地稳定，经久耐用的特性，从秦汉到明清的整个古代社会中，还普遍用于印符、铸币、日用器皿等社会生活各方面。
内蒙古位于中国北方，地理位置处于半湿润区向干旱区过渡的半干旱区，这里既是自然环境演变的敏感地带，也是物质文明演变的活跃地带。在中国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时，活跃于内蒙古地区的北方古代先民，正经历着一个由于自然环境受干冷气候影响，而从农耕文化向半农半牧或者游牧文化转变的剧烈震荡时期。受到中原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影响的北方古代先民，也创造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北方青铜文化。
“师道”青铜簋局部
商周时代（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是内蒙古地区青铜时代的初始期，内蒙古地区的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可以分成东西两个文化区。以东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区，以西是朱开沟文化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较早，以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区分为标志，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二十余年中，由于遗址和墓葬大面积发掘揭露，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在赤峰地区出土了多件青铜甗，被认为是商代青铜礼器的成熟作品。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朱开沟遗址发现了五个阶段的文化遗存，从第三阶段开始，就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如铜锥、铜针、铜环和臂钏等，多为小件器物，至第五阶段时，开始出现青铜容器、兵器和工具，这些青铜器多数出自墓葬之中。主要有青铜鼎、青铜爵、青铜戈、青铜短剑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开沟第五阶段墓葬中出土的铜戈，其直内、窄栏、厚脊、尖锋、两面刃的造型风格，与中原商式铜戈十分相似，这也说明，内蒙古地区的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受到了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
商代·青铜甗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博物馆藏）
商代·曲刃T形柄青铜短剑
（赤峰市宁城县南小根墓葬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
商代·环首青铜短剑
（鄂尔多斯市朱开沟出土鄂尔多斯市博物馆藏）
西周至春秋早中期（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内蒙古地区的青铜文化处于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北方民族青铜器比较集中地发现于西辽河流域，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结构的北方青铜文化，其文化内涵相当复杂，包括具有显著地区特点的器物、与邻近地区相类似的器物，以及中原文化的典型器物，它既富有浓厚的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因素，又与中原青铜文明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夏家店上层文化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有宁城县夏家店、蜘蛛山、南山根、林西县大井铜矿、赤峰市红山后、敖汉旗周家地、翁牛特旗大泡子、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宁城县小黑石沟等，在众多的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丰富多元的青铜器群。以出土较多的青铜短剑为例，既有从辽东方向传入的以曲刃短剑为代表的东北夷系统，又有以柄身联铸的柳叶形短剑为代表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更有由这两个系统所衍生出的剑柄为鄂尔多斯式动物纹，剑身为东北夷曲刃系的动物纹柄首青铜短剑。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容器中，也表现了类似的情况，有其自身特点的仿陶器青铜鼎、青铜豆、青铜鬲、青铜双联罐、青铜祖柄勺等，同时又吸收了鄂尔多斯的动物纹装饰；有典型的中原周朝风格的青铜方鼎、青铜簋、青铜簠、青铜匜、青铜瓿、青铜壶、青铜觚等；也有鄂尔多斯式铜鍑。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应从自然和社会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也正是多元多内涵的这些因素，构成了其具有自身特征的夏家店上层青铜文化，夏家店上层青铜文化应属于山戎文化。到西周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像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那样出土大量青铜器组合器的遗存。在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还出土了青铜马具，有马衔、马镳及马当卢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能将烈马驯服，使骑马游牧成为可能。春秋中期以后，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衰落，而其中的以东北系曲刃剑为主体的遗存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则呈南下趋势。
夏家店上层文化·立兽口青铜豆
（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夏家店上层文化·立兽青铜盔
（赤峰市宁城县石佛乡墓葬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夏家店上层文化·立兽口青铜豆
（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夏家店上层文化·“许季姜”青铜簋局部
(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马具
(赤峰市宁城县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夏家店上层文化·立兽纽青铜三联罐
（赤峰市宁城县大双庙乡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夏家店上层文化·“许季姜”青铜簋
（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博物馆藏）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内蒙古地区的青铜文化，随着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暖，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繁荣期，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体系的最终形成和完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也就是朱开沟文化分布范围之内，至晚商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日渐成熟，并开始广为扩散，现在已知夏家店上层文化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由于西周至春秋早期各文化群间的东西、南北的移动和交融，春秋晚期以后，内蒙古地区各文化的共性越来越强，北方系青铜器诸文化特征也越来越不明显。在鄂尔多斯，自上世纪70年代发掘了桃红巴拉墓地之后，又相继发现了阿鲁柴登、西沟畔、玉隆太及阴山地带的呼鲁斯太、崞县窑子和毛庆沟等墓地，尤其通过对毛庆沟墓地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成组青铜器资料的研究表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属于狄——匈奴族系文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包括兵器、工具、装饰品、车马具和生活器皿等，有双鸟（或双兽）头组成的触角式短剑或环首短剑，有柄端有孔或呈环首的削刀、锥、鹤嘴斧，有以环状带扣、联珠带扣、兽头饰和动物纹饰牌等组成的多种形式的腰带饰品，有长方管状饰、圆管状饰等其他装饰品，以及马衔、马镳、马面饰、节约组成的马具。在这一时期的内蒙古地区墓葬中，中原式的青铜器，如戈、矛、削、剑、带钩、礼器、容器和马具等，也多有出土，这也印证了与中原关系的密切。
春秋·铃首曲柄青铜短剑
（鄂尔多斯市地区征集内蒙古博物馆藏）
春秋战国·虎兽咬斗纹青铜饰牌
（鄂尔多斯地区征集鄂尔多斯博物馆藏）
战国晚期的内蒙古地区青铜文化，主要表现在匈奴文化区中。在鄂尔多斯市玉隆太和速机沟等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动物造型的车具、竿头饰件和马、鹿、羊等圆雕艺术品，制作精美，造型生动逼真，是这个时期青铜器的精华。
战国·盘角羊首形铜饰件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
战国·狻貎形青铜饰件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
战国·盘角羊形青铜钩
（鄂尔多斯市征集内蒙古博物馆藏）
战国·羚羊形青铜饰件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
战国·立式有角青铜鹿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
秦汉时期（公元前年至公元年），内蒙古地区的青铜器文化仍然呈发展趋势，虽然中原铁器时代的出现，影响到了内蒙古地区，但是，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代表的匈奴文化区中，还是留下了许多青铜器产品，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西沟畔四号墓，补洞沟墓地等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长方形动物纹腰饰牌、环、管状饰、铃、环首刀等青铜器。当时的匈奴十分强大，它统一了草原各部后，各部落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加强，如在外贝加尔、蒙古国地区发现的匈奴墓，与鄂尔多斯黄土高原上的匈奴墓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时期最具匈奴传统文化的青铜艺术品，是各种动物纹饰牌组成的“胡带”，其中尤以长方形的动物纹腰饰牌，造型精致，特色鲜明。
秦汉时期，中原与匈奴持续了多年的拉锯战争，最后在汉武帝时，大败匈奴，匈奴分化成南北二支，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西迁，中原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设置郡县，屯垦戍边的同时，中原传统式青铜器也在内蒙古地区广泛出现，在巴彦淖尔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出土了大量汉墓文物，其中青铜灶、青铜壶、青铜钫、青铜镜、青铜带钩等汉式青铜器最具代表性。
汉代·龙首青铜灶
（呼和浩特市八拜乡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
汉代·鎏金包贝鹿形铜镇
（呼和浩特市八拜乡出土内蒙古考古所藏）
汉代·双鹿夺豹纹青铜饰牌
（鄂尔多斯市征集内蒙古博物馆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年至公元年），北方民族青铜文化受中原铁器时代成熟期到来的影响，逐渐衰败。但由于青铜器的稳定性和耐用性，深受北方游牧民族喜爱，青铜器仍然被用于生活饮具、马具、装饰具等方面。这一时期活动于内蒙古地区的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等北方游牧民族留下的遗存中，青铜器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如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大库伦乡出土的熊足铜案和“大员”铜壶，就反映了鲜卑民族青铜文化的发展高度。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曾大量开凿石窟造像，同时也用大量的铜铸造佛像，铸造佛像成为青铜冶铸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铜鎏金释迦佛像，是研究北魏佛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隋唐时期（公元年至公元年），内蒙古地区的青铜器制造业继续衰落。活动于内蒙古地区的突厥民族，在兴起之初就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曾经被奴役他们的柔然奴隶主称之为“煅奴”。突厥民族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除了马具、箭镞等用于军事武备的少量青铜器被认为是当地所制造外，包括生活用器、货币、铜镜等许多青铜器，均为与唐王朝交流所得，所以，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充满了唐代风格，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并不突出。隋唐时期的青铜器以铜镜最具特色，尤其是唐代的铜镜制作工艺，独树一帜，是当时的重要手工业之一。青铜镜普遍厚重，由于青铜中锡、铅成分增加，所以镜体洁白光亮。铜镜形制除传统圆形外，还出现了方形、葵形、菱花形、亚字形、方形圆角以及带柄手镜等形制。现传世和出土最多的为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中代表性器物。
宋、辽、金、元时期（公元年至公元年），是北方少数民族活跃时期，先后出现的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古代游牧民族，次递建立政权，其中尤以蒙古族建立统一全国的元朝，更把北方游牧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这一时期，青铜器铸造业已经走向尾声。从出土或传世的这一时期青铜制品看，多为印符、铜镜、钱币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及宗庙祭祀器。宋代的铜器制造业，从冶炼技术和品种上有所发展，出现了纯铜与锌的合金——黄铜，并广泛用于铸造货币和日常生活用器上。宋代除大量生产黄铜外，更令人注意的是白铜的生产。白铜是由纯铜与镍的合金或与砷的合金而生成的，宋代白铜制品较为珍贵。
由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雄踞北方，内蒙古地区是其重要活动区域。辽代的青铜细工技术比较发达，主要器物有鎏金铜马具、铜面具、铜镜等。在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墓中和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多套完整的青铜鎏金马具，制作工艺精湛、装饰图案精美，反映了辽代高超的青铜手工业技术水平。辽代铜镜较具特色，在吸收唐代铜镜风格的基础上，保持了本民族的风格特征，辽代铜镜形体厚大，在形制上主要有圆形、亚字形、葵形、八角形等。在纹饰上有龙纹、八卦纹、童子戏花纹、荷花纹、四蝶连珠纹等。辽代铜镜上还出现有吉祥语句的契丹文字，如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一件八角形契丹文铜镜，汉译为“寿长福德”之意。
女真民族建立的金王朝，与两宋对峙，金朝铜禁森严，民间严禁青铜铸造，所以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金代青铜器不多，主要表现在官印和铜镜上。金代铜镜在国家铜禁甚严的情况下得到一定的发展。金代铜镜多宽边缘或卷缘，圆形钮，形制上多与宋代铜镜相同，有圆形、带柄圆形、菱花形、葵形等。纹饰主要有双鱼纹、双龙纹、菊花纹、莲花纹、人物故事纹等。人物故事题材丰富，富有典型性的故事图案，如柳毅传书、吴牛喘月、达摩渡海等。金代铜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边缘一般多有官府刻记，刻记内容包括铸造地点、官署名、监造职官名和人名押记，这些都是研究金代铜镜铸造业的珍贵资料。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地域范围包括内蒙古西部地区，但遗存物发现较少，主要有西夏文首领印、西夏文削刀等。
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手工业制造较发达，官府设立“出蜡局”，专门负责金属制造业。内蒙古地区地属元代腹地，遗留下的青铜器多为印符、铜权、佛教造佛及宗庙祭祀用鼎、簠、爵等。元代铜镜多仿汉唐两代，制作水平不高，甚至粗糙。元朝铜权出土传世较多，时代特点也较明显，铜权多为六面体，也有圆形的，有呈阶梯状的圆形底座，顶上有穿孔方形钮。铜权上均有制作年号及某路造字样，是研究元代经济状况的实物资料。
明清时期（公元年至公元年），青铜铸造业已走向尾声，无论是铸造货币还是一些生活器皿、佛教造像，黄铜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青铜失去了长达二千余年的传统优势，淡出了手工业市场。清乾隆以后，我国玻璃镜出现并广为使用，铜镜明显减少，最终被玻璃镜所取代。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青铜器，主要包括明代的铜火铳、铜镜等。
音频来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文/图来源：内蒙古博物院（丁勇）
责任编辑：张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