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得不说，放开之后，感染的速度之快、数量之高，出乎很多人（包括专家）的意料之外。
而且，虽然因人而异，但大多数是有症状的，有的还比较拖拉。很多人是在“阳康”之后，去看中医，吃了不少中药之后才慢慢调理好的。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通过这轮疫情，国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曾几何时，看衰中医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不屑一顾者有之，口诛笔伐者有之，必欲除之而后快者也有之。
这也难怪，自从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依靠先进的技术，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一个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严重挫伤了古老东方大国的尊严。与之相适应的中医，也在与西医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这种情况延续了将近二百年。
按照王东岳先生的观点：西医是现代工业文明匹配型，中医是古代农业文明匹配型。世界进入工业化后，病的种类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面对恶性的现代文明病，中医确实显得太缓慢、太温柔了，太原始了。
可是，整整三年的新冠疫情，现代医学不是没有尽力，但最终却无能为力。而我们的中医，在调理感染后的后遗症（比如咳嗽、出虚汗、浑身乏力等）方面，确实很见功效。
二
长期以来，有那么多人质疑中医，不是没有原因的。
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中医对很多烈性疾病（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病”），已经没有多少有效的应对办法。
可是，有些传统的郎中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他们也要找饭吃啊，为了生存，就会把中医搞得非常玄乎，把中医变成一门玄学，在里面做很多鬼名堂，以便于维系中医衰落的危局。
实际上呢，一些庸医确实是治不了病了，医疗事故频发，又不想承担责任，找各种借口搪塞和逃避。
在这方面，鲁迅就深受其害，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被类似的中医耽误后去世的。鲁迅的父亲生了一辈子的病，他从小就整天到中药铺子，他的身高都不到中药铺子的柜台。他给他父亲看了一辈子病，把家财耗尽，然后他父亲死了。
学过《藤野先生》这篇散文的都知道，鲁迅之所以到日本的仙台去学医，与对中医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
鲁迅攻击起中医来是毫不留情的。他说，中医看不了病，就经常给别人做一个根本无法找到的药引子。
——以前中医用药是有药引的，目的是找个东西把药引到疾病的靶向上去。当然，古代中医的药引最主要的是是酒（繁体字的“醫”，上面一个“医”，底就是“酒”字去掉三点水的“酉”）。
——鲁迅说他遇见的医生竟然给他开这样的方子：药引子必须是原配的蟋蟀！就是第一次“结婚”的蟋蟀。如果“离婚”了，“二婚”都无效，这不是非常荒唐吗？
所以，后来鲁迅说了这样的话：
“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更玄乎的一个例子在《红楼梦》里。
薛宝钗有个病根，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热毒”，犯时出现喘嗽，从症状上看，很像“热哮喘”。
书中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给她开的一味药叫“冷香丸”。这个药方是四味药，分别是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花的花蕊，各12两研磨，并用同年的小雨节令的雨、白露节令的露、霜降节令的霜、小雪节令的雪各12两混合。
看看，先把这四味药找到就已经很难了。如果今年小雨这个节令这一天不下雨，玩完；如果明年白露这一天没有露，玩完；如果到后来霜降那一天不降霜，又玩完……
细读原著就能感觉到，这应该是曹雪芹在表达对中医这些鬼名堂的讽刺：为什么开药人会这样故弄玄虚、极尽刁难之能事？
其背后的逻辑是：反正我把方子开出来了，你们找不到药材，那就不是的问题了。
这与耍无赖有什么区别？
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来的中医，往往都是“神医”？而且，从数量上来说，古代中医的“成才率”或者说知名度，都不算高。
从百度百科上搜了一下，我国古代有“十大名医”，如下：
中医医祖—扁鹊，中医医圣—张仲景，外科鼻祖—华佗，中医药王—孙思邈，东方达尔文—李时珍，急症先驱—葛洪，针灸鼻祖—皇甫谧，儿科之圣—钱乙，温病学派奠基者—叶天士，滋阴派创始人—朱震亨。
不用做实验，相信如果不是医学专家的，这十个名字没有能够说全的。顶多也就是知道个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而已。
当然，我们读历史，偏重于军事、政治、文学等方面，可能不太注意这些，但人命关天，还有比治病救人更重要的事吗？
从对一些名医的描写来看，很多都好像是有意无意地夸大、神化了。
近读《太平广记》，看到这样几个故事。
一个是关于华佗的。
有一个郡守得了重病，华佗去看他。郡守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退了出来，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普通的病不一样，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使他极度愤怒然后把淤血吐出来，这样就能治好他的病，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传信斥责他。”郡守的儿子说：“如果能治好父亲的病，有什么不能说的?”于是，他把父亲长期以来所做的不正确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华佗。华佗原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留下，郡守看信后，大怒，派捕吏捉拿华佗，没捉到。郡守盛怒之下，吐出一升多黑血，他的病就好了。
又有一位极漂亮的姑娘，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但还没有出嫁，因为她的右膝长期长着一个疮，不断往外流脓水。华佗看过后，她父亲问女儿的病情，华佗说：“派人骑马，牵着一条栗色的狗跑三十里。回来后乘热时截下狗的右脚，堵在疮口上。"不一会儿，有一条红色的小蛇从疮口中出来，进入狗的脚里，那姑娘的病就好了。
另一个是关于张仲景的。
王仲宣十七岁时来拜访张仲景，仲景对王仲宣说：“你身体有病，应当服用五石汤，如果不治疗，三十岁的时候，眉毛该脱落了。”王仲宣认为到三十岁还远，就没及时治疗。到三十岁时，果然发现眉毛脱落。
例子不多举了，有兴趣的可以重温一下李保田主演的《神医喜来乐》，里面的故事足够精彩。
但其中的大部分只是剧情需要，在实践中并不能奏效，不适合如法炮制的。
比如很多人信心为真的悬丝诊脉，其实纯属无稽之谈。
四
人命关天。
治病救人的医生对特殊的病人有“再生之恩”，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中国古代医生（郎中）属于“中九流”，地位不如士农工商这些“上九流”。
尤其是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兴起之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通过考试封侯拜相是读书人的梦想，没有多少人肯一开始就去做医生的。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考中举人、进士，彻底改换门庭、登堂入室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当上郎中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结果。
好在郎中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在文盲满天下的时代，郎中因为能治病救人，在乡里乡亲中还是非常受尊重的。
不过，大多数郎中应该并无明确的师承关系，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功底，读一读《黄帝内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肘后备急方》、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大体上就可以给人开方子瞧病了。
年代越往前，可供学习的医书就越少。
由于每个人的知识储备、悟性不一样，对医书的研究越深入、对医道的理解越通透，水平就越高，其中的佼佼者，就接近一般意义上的“神医”了。文化程度不高、脑袋不开化而又非得吃这碗饭，就只好往巫术、骗术上出溜，离“庸医”也就不远了。
民国以前，中国的医药是不分家的，民间行医无需政府机构批准，这就很难避免医生队伍的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了。
中医讲求“药食同源”。许多食物即药物，它们之间并无绝对的分界线，古代医家将中药的“四性”、“五味”理论运用到食物之中，认为每种食物也具有“四性”、“五味”。
也就是说，“吃饭”和“吃药”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一致的。
而且，我们知道，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古代哲学的“阴阳”和“五行”，对哲学的理解程度也决定了医学素养的高低。
因此，学问精深的大家和不学无术的“混子”就有了天壤之别。
由于不用办专门的营业执照，而看病开药的门槛又不高，所以像同仁堂这样传承百年的世家并不多见，而把看病卖药只当成生意的人自然就数不胜数了。
《神医喜来乐》中的反派“药霸”孟庆合，或许就是各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人物的一个缩影。
五
最后，援引王东岳先生的论述，来给中医下个结论。
王东岳先生认为，中医不是科学。这不是攻击中医，因为人类文化的底层和主体全是非科学，科学只不过是近现代的一个思维范式，从出现到今天不过几百年而已，它在人类的总知识量中只占极小一个比例。
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在前科学时代，也就是哥白尼、牛顿以前的时代，人类的文化生存全由非科学来承担，因此非科学文化才是人类文化的主体。
而且，相对于科学文化，非科学文化更柔和，更舒缓，而科学文化倒显得十分暴烈。
比如，人类是靠科学才造出了原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说科学和非科学，一定要从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上搞清楚：
人类文化的主体是非科学，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文化近现代的一个尖端状存在范式。
所以，中医是人类最原始的医学，是科学时代以前的医学，它当然属于非科学。说中医是非科学，一点都没有污蔑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抬举它。如果一个人特别迷信科学，偏要把中医说成是科学，那么他反而把中医搞成伪科学了，那才是真正糟蹋了中医。
有些科学崇拜狂者、或者叫科学教的信徒评价中医，要么就拼命把中医往科学上附会，要么就攻击中医，这都是走了极端。
那么，中医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人类最原始的医药维生体系，它的高明和美妙正在于它的原始性和幼稚性。
人类早年文明化以前或者文明初萌之时，文明病还没有大幅度调动，人类基本上没有疾病或疾病极少。
由于人体是一个衰变进化的产物，因此他的生理波动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波动失衡是常态，平衡是非常态。因此轻微的生理波动，或者在症状上、感觉上产生轻微的不适，是人类这个生命载体的一般正常状态。
古人只在这个状态上所谓的生病，于是人类早年在寻求食物的过程中，也就寻求相应的医疗处理和草药处理，这叫神农尝百草。也就是农业发展过程，也就同时是医药的发展过程，所以中国自古“药膳不分”，吃饭和吃药是一回事。它所说的药是什么？自然界的东西，绝不是化学提炼，因此它跟当时人类的自然生态相匹配。
在人类原始阶段，文明没有暴涨起来，我们人类的基本生存是面对自然生态，而不是面对文明生态。这个时候人体的基本状态发病的情况非常少，病情也非常弱。中医在这个自然生态下，又以自然生态的方式对抗这个轻微的生理波动和不适。这就是中医早年对人体产生有效维护效应的道理所在，这也就是中医的全部价值所在。因为早年所维护的不是治病，只不过是调整生理秩序，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调整免疫平衡。
所以，读《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著名的话：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意思是“我不治你已经得的病，我治你还没有得的病，未发生的病。我不治你已经乱了的那个生理秩序，你的生理秩序还没有被扰乱，这个时候我才治你。”
因此，把中医叫“中医”是其实是不对的，严格地讲，它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初期的原始低端医学。
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随着工业污染的加剧，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有些病来得猛，来得重，来得快，就得有相应的科学手段去作对应的处理。在这方面，中医确实显得太温柔，也太原始了。
俗话中所讲的“中医治本”，只是强调人要注重平时的调理，包括饮食、作息、心态等等，最好是让身心处于平衡状态，以“不得病”为先，以“得小病”为先。一旦身体出了大问题，该吃西药吃西药，该做手术还得做手术。
当然，这不妨碍用中医中药的手段做些辅助、调节等工作。
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为“治病救人”的这个根本上来讲，其实没必要非要分个高下，西医和中医应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而不能泾渭分明，固步自封。
人体是个动态复杂的结构，有些疾病，因人而异。在治疗的选择上，根源在于辩证施治，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偏执于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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