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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佛典的一个教训是：格义因附会、牵强的弊病往往“迂而乖本”，鸠摩罗什、僧肇之后渐遭弃用，而代之以佛理与儒道在义理上的辨析与区隔。但格义之后，异质思想与本土文化的相互碰撞、影响与合流从未停止，各自的原道、别宗与判教也时而行之，如三家同言“静”、言“观”、言“性”，其泾渭之分至伊川始明。汉传佛教至隋唐已体备而精，若不能知何者可调而适之、何者须辨而辟之，即令韩子“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言得行，亦无以救世道人心。这一工作至朱子集大成，三教的大本与微旨为之显廓，儒家的形态亦为之一新，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亦得以重新安立。面对佛教带入的新问题，宋儒对六经进行了再阐释，推重四书而详究竟释天理性命之学，格义一变而为会通。贺麟以宋明理学为“化佛”的中国哲学，并视之为历史上思想与精神交流的成功案例，其生逢佛教之后又一次外来思潮的挑战而以“华化西洋哲学”自任，则引宋明理学为同调是题中应用之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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